这几年在与学员的接触中，感到有些领导干部钻研学问的热情很高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如何进行理论研究，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。这里，就与他们互相切磋之中的心得，结合自己理论研究的经验，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，姑且名之曰“学问之道”吧。
问题意识
在中国的词汇中，“学问”这个词的结构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，是“学”和“问”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而组成的。在我看来，“问”是“学”的内在要求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它的本质要求。在“学”的过程中的所谓“问”，也就是“问题”，当然，这里所说的问题，不是随便什么异想天开之类的怪念头，而是根据我们对客观实际复杂关系的思考，所概括出的一些矛盾。所以，“问题”，就是客观实际，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。我们常常说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，就是从实际出发。在搞学问的过程中，怎么“从实际出发”？我认为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也就是从客观实际中的矛盾出发，实际上就是从问题出发。这就是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。
这里所谓问题意识，也就是要求我们搞学问、搞研究工作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基本思想方法，即从问题出发。强调“问题意识”，是有针对性的。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，有不少的人，包括一些所谓“高层次”的研究人员，他们的研究工作，基本上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，不是从问题出发，不触及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矛盾，而是相反，或者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，或者是从已有的结论（概念）出发。所以，他们的所谓“研究工作”，或者是演绎自己的那些概念，或者是按照既定的理论模式论证别人的结论。这样的所谓“研究”工作，对他们自己或许是有什么价值，但是，对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意义的，因为他们的所谓“研究工作”，在思想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。
哲学史上，有一些哲学家被称为怀疑论者，如英国哲学家休谟。怀疑论者在哲学史上是引起过一些非议的，但是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思想贡献，这个贡献也就是提倡“怀疑”。在我国古代学者中，也有类似这样的思想家。比如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，就提出了一种可贵的“怀疑论”。他说：“学人不疑，是谓大病。唯其疑而屡破，故破疑即是悟。”李贽是个奇人，对他也有过不同的评价，但是，无论如何，这个“怀疑论”毕竟是有价值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在反对盲从，提倡思考。而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学者来说，具有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，那是比什么都要宝贵的。
现实生活中，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，问题会层出不穷，矛盾会继续出现，这就给我们创造了丰富的研究机会；但是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研究的价值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善于抓住那些有价值的问题。我认为，能够抓住那些有重要价值的问题，并给予科学的解决，这就是研究工作者的贡献。当然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相当多的问题，不是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。但是，比较敏锐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，虽然还不能马上给予解决，这也是一种科学贡献。比如，自然科学中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提出，就是如此。社会科学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？很显然，是有的。当然，究竟能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，这就要看我们的敏感和勇气了。
根据意识和产权意识
在为人处事方面，有一个大家都应该遵守的一般规则，叫作“说话要有根据”。同样地，在做学问即搞理论研究这件事上，这个规则也应该是适用的。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是要有足够的、可供研究用的实际资料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那些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、材料等等。这些东西，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根据，当然，也是我们通过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的根据。
在历史上，那些有杰出贡献的大学问家、大思想家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“搞资料出身的”，他们一般都是把积累资料、整理资料、分析资料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。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理论，可以说是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抽象出来的。马克思自己曾经这样说过：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，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，最后，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，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，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，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。”
我们培养严谨的学风，也应该从这里做起。一般来说，写论文的“第一道工序”，应该是“搞资料”，而且应该是亲自动手，自己去搞资料。我们不少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，引用了别人引用的资料，一查，结果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论文，里面的引文，有的是转引的，而转引的结果竟是“以误传误”。这显然是害人又害己的事情。所以，用别人搞的资料，往往是不可靠的。这就是说，用来作根据的东西，必须是经过自己亲自核对过的，才可以放心地使用。
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科学成果，都应该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，而不应该是根据别人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。难道这个问题还会成为问题吗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前一阶段，学术界反对的“学术腐败”，实质上就是这样的问题。所谓“学术腐败”，说穿了，就是抄袭，就是剽窃。这样的事情，对严肃的研究工作者来说，本来是一种耻辱，可是，在一些场合中，却是屡见不鲜。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？当然，这首先是个品质问题。但是，就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说，是缺乏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观念——产权意识。所以，在现代社会中搞学问、搞研究，没有起码的产权意识，也是不合格的。
个性意识
搞学问，搞理论研究，从本质上说，是个创造性的行为。或者说，学术研究工作，是一种创新性的活动。很显然，无论是“创造”还是“创新”，其大忌都是“一般化”。这种“一般化”，最通常的表现形式，就是空话、套话、大话。那么，这种缺乏创造性、没有创新性的“一般化”，它的要害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没有个性。看来，个性与创造性、个性与创新性，是有内在联系的。或者完全可以这样说，没有个性的研究工作，没有个性的研究结果，是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工作要树立一种“个性意识”。
实践证明，研究工作过程以及研究结果中，如果没有个性，实质就是没有思想。人的思想，是一种创造性的成果，它的本质特点，就是具有鲜明的个性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，一个研究结果，如果没有任何个性，这样的成果是不会有什么思想深度的；同样地，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个性，那也可以说他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。这就是个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极为重要的价值。
我们可以发现，在历史上凡是有过创造性贡献的大科学家、思想家，他们无不是有鲜明个性的人物，而他们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，又必然是具有独特性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，有人常常把“标新立异”说成是个贬义词，我对此是持异议的。因为，在要求研究工作具有创造性、研究成果具有鲜明个性特征这一点上，宁可要提倡这种“标新立异”的精神。从目前的科学研究工作状况来看，这样的“标新立异”者是少了，而不是多了。当然，创造性的科学活动，要求自己的研究工作有鲜明的个性，敢于“标新立异”，勇于提出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，有可能产生失误，因而这是有风险的事情。但是，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万无一失，我们大家都是人云亦云，重复那些一般化的东西，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？